作家、艺术史家周文翰的新著《孤星之旅：苏东坡传》以最新的文史研究成果为据，以“视觉主义传记”的新方法真切呈现苏轼所见的“视觉景观”和所处的“信息环境”，追溯苏东坡成长、成名、又为名所累的人生历程，在众多苏轼传记中独树一帜。

本报特邀周文翰撰文谈谈自己的创作缘起，并为读者呈现苏轼与王安石的最后一面。

创作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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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溯不一样的苏轼

苏东坡是今天的中国人最熟悉的古人之一，已经有许多现当代作家、文史学者写过许多关于他的书，既已有那么多前人著作，为什么我还要写《孤星之旅：苏东坡传》？

可能，是想追溯“不一样的那个苏轼”，不是浪漫主义的英雄，不是天生的诗人，也不是轻轻松松的生活美学达人，我想写出他真实的成长、成名、又为名所累的人生行旅。

他这个县城小青年，去京城科考之前几乎没有写过任何有品位的诗。

他聪敏，也笨拙，有时候轻视礼仪，有时候却为丁点讲究不惜得罪皇帝。

他与王安石的代际竞争，既是政治、思想、文学上的，也牵涉私人的恩怨。

他是个奔波在路途上的官员，除了在眉山长大及为母亲、父亲守孝的那25年，他一直在各地当官，被贬谪也是官，从西走到东，从北走到南。

他在杭州通判任上才写出足以动人的诗、词，依靠雕版印刷的传播力量出名，成了活着的名士，也就是今天的人所说的“文化明星”。

他有兄弟、爱人、朋友，有追逐名声而来的仰慕者，也有敌人，有或明或暗的冷眼，他的生活注定很热闹，也注定会孤独，这是属于名士的无奈。

有一个夜晚，他偶然抬头，望着“大星光相射，小星闹若沸”的星空出神；在儋州初春，他期盼春风催开桃花，让花朵犹如肉色那样红鲜，因为儋州每隔五天举办的集市上才有肉，有时候碰到刮风下雨还没处去买，他常常极度渴望吃肉……是这样的细节让我入迷，一个线索扯出另一个线索，我拽着一根又一根细线，把自己裹入巨大的线团之中，坠入文字、典故的迷宫。

我努力挣扎，跌跌撞撞冲出古典文化的迷宫，尝试描述一个真切的人：他的眼睛能够看到什么，此谓“视觉景观”；他的耳朵能够听到什么，此谓“信息环境”；他如何在具体的场景中应对种种人事，日常的，意外的，公事公办的，善意的，恶意的，老乡、围观者、陌生人……这些之外，他还有许多醉眼蒙眬的时刻，那是恍惚又完满的孤独。

我把自己写的这类书称作“视觉主义传记”，期待读者能在阅读中感知生活在时空中的“活人”，而不是漫画式的“伟人”。

书出来了，于我，似乎是追随苏轼的一次漫步结束了，而读者翻开它，与东坡同步，想必会有各自的新故事。

宋神宗元丰七年（1084）四月初，苏轼离开待了四年两个月之久的黄州，北上去汝州，他一路缓缓行走。七月初带着家人抵达了金陵，停靠在府城北侧白鹭亭下的秦淮河边，从这里可以看到著名的白鹭洲。此时江南天气湿热，他们一路行船也有些劳累，苏轼的痔疮病犯了，难以排便，只能靠吃泻药来以毒攻毒，过了几日病稍微好些，才出去会见当地官员、朋友。他两次在白鹭亭的柱子上题诗，还去赏心亭、蒋山、秦淮河、天庆观（今朝天宫）等处游览，与前后两任江宁府知府陈睦、王益柔等人有往还。

此时，48岁的苏轼是举国士人皆知的诗文名家，而金陵城中最著名的士人是王安石，他也是品级最高的退休官员。他在熙宁九年（1076）年末托病辞去宰相之职，在家赋闲，不再关心政事，以游览、作诗、谈佛、著作为乐。他还挂着观文殿大学士、集禧观使、特进、荆国公的头衔，亲近的士人都尊称其为“王荆公”。他在江宁南门外七里处的半山修了一处小宅子，平时大多住在那里，常骑着一头驴，带着书童在蒋山（钟山）附近游览。最近他又生了一场大病，痊愈后上书请求把自己在半山的房子和周围的土地捐为佛寺，为皇帝祝寿，皇帝御赐寺额“报宁禅寺”，他自己则搬到城内的宅子居住。

苏轼比王安石小十六岁，是晚辈，他决定主动一点，七月十一日，他把自己近来的诗文《归去来并引送王子立归筠州》等数篇诗文抄写一遍，托人呈给王安石“以发一笑而已，乞不示人”。王安石早就听说苏轼的船停在白鹭亭，见苏轼如此主动，便骑着驴前来江边驿馆拜会，苏轼见到名帖，没戴帽子就急忙出来行礼，说：“我今天就以平民服装拜见您。”王安石笑说：“礼法不是为我们这样的人设立的。”两人一个贬谪无公事，一个退休在家，的确没什么必要按照官场礼节交往。

两人在京城为官时，观念相对、派系不同、年龄有别，王安石还讽刺过苏轼的父亲、为难过苏轼的弟弟，所以那时见面也无话可说，只是按照官场礼节长揖、略略寒暄而已。如今，苏轼与王安石都不再是政坛的活跃角色，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，一个日暮残年，一个前途未卜，交往也随性了许多。

外人看来，这是当世两大名士的相遇。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挟宰相之权势主导朝政，又把《三经新义》变成官学和科举的通用教材，成了处朝堂之高的士人代表、新学和新党的领袖，影响万千士人，但也因此得罪了许多人，不满新法和朝廷的士人、百姓会把期间大大小小的错误、罪责归结到他头上，非议他的德行、学问。而苏轼长期徘徊地方，饱受打击，却凭借自己风情摇曳的诗词、文章成为众人口耳相传的名士，在文学上被视为欧阳修之后的第一人，在旧党中的地位几乎可与司马光并称，这是当年小看苏轼的王安石没有料到的。苏轼几乎是凭借着自己文学方面的才情在隐隐与新党的威势抗衡，许多人也都同情他的遭遇。

不当宰相以后，王安石绝口不提政事，不愿浪费口舌争辩，兴趣转移到著述、谈禅、写诗方面。他素来自信，觉得自己的经学超出同侪，诗文也可傲视群雄。他如此热心写诗，乃至编选《四家诗选》，未尝没有在诗歌方面与苏轼一较高下的心思。王安石擅长转化前人字句，时有佳作，最擅长五言律诗、五言绝句，苏轼也觉得他的这类诗歌别有风味。可惜，王安石的诗凸显的是才识，即知识和技巧，苏轼流露的却是才情，时如小溪蜿蜒，时如江河奔流，可大可小，摇曳多姿，又能以情动人，所以得到众多才人雅士的喜好，风行各地。

王安石对苏轼的诗文当然而有耳闻，几次点评苏轼写的文字，比如说《表忠观碑》取法司马迁的《三王世家》，针对《芙蓉城》写和诗等。苏轼当然也从友人那里听闻过这类消息。

他们相约见过好几次，还一起应陈睦之邀游览蒋山。闲谈时，王安石说苏轼在密州写的《雪后书北台壁二首》中“冻合玉楼寒起栗，光摇银海眩生花”之句用的是道教典故，道家称人的肩膀为“玉楼”，称人的眼睛为“银海”，东坡一笑。实际上，王安石之前已针对苏轼的这两首诗作过六首次韵诗，苏轼知道后也作了两首诗回复。苏轼虽然敬佩王安石的博学，但对他的次韵诗颇不以为然，觉得他并不理解自己写那两首诗的深意。王安石也向苏轼出示自己的得意之作，东坡看后称赞其中“积李兮缟夜，崇桃兮炫昼”二句是《离骚》的句法，自从屈原、宋玉死后，一千多年没有人这样写作了。王安石欣然认可，说：“不只是子瞻你夸我，我自己也是如此认为，只是从来没有和凡俗之人说过而已。”王安石写诗喜欢从前人著作中摘取字句，一般人难以看出其中的渊源，他也以博学自傲，如今与苏轼相谈才算棋逢对手。

两人闲聊《三国志》时，王安石觉得给这本书做注释的裴松之的博通超过原作者陈寿，但他没有自己单独写史书，仅给《三国志》作注，所以名气反倒在陈寿之下。王安石说自己以前有意重修这部史书，可惜现在老了，没有精力写了，现在除了子瞻，其他人干不了这件事。苏轼回说自己并不擅长“讨论”，把这个话题敷衍过去了。显然，两人彼此都有保留，苏轼并没有告诉王安石他已经撰成《易传》《论语说》，要在解释儒家经典方面与王安石一较高低，而王安石之前主持编纂《三经新义》，还撰著《易义》二十卷、《论语解》十卷等，以解释儒家经典的权威自居，他劝说苏轼撰写史书，心下或许以为苏轼对儒经并无精深研究，仅仅擅长写诗词、文章，熟悉《史记》的体例和写法，所以可以撰写这类史书。

几次相会之后，王安石对苏轼的了解加深了不少，对人说：“不知更几百年，方有如此人物！”他出言劝苏轼在钟山买地，与自己结邻而居，苏轼当然也要应和几句。

八月中旬，苏轼决定离开金陵北上，前去与王安石告别时，王安石让苏轼念诵近来的诗作，自己依次手写下来赠给苏轼保存；然后念诵自己近来的诗作，请苏轼手写下来留给自己。这样，他们彼此有了对方的手迹，当作留念。

八月十四日，苏轼一家离开金陵，在路上，为表示对王安石的尊重，苏轼寄去自己写的《次荊公韵四绝》，其三云：

骑驴渺渺入荒陂，

想见先生未病时。

劝我试求三亩宅，

从公已觉十年迟。

苏轼感叹，十年前王安石退休时，如果自己与他相邻，想必会有许多快乐。这当然是客气话，他并没有真在金陵安家的打算，“一山难容二虎”，他不想在金陵做谁的附庸。而且，他还在贬谪中，也没有任意去哪里的自由。

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，尽管之后苏轼两次经过江南运河南下北上，离金陵并不远，可是他没有再去拜会王安石，他们彼此都知道，他们并非同一类人，他们可以遥遥互相欣赏，却注定无法成为亲密的友朋。

（原标题：一个日暮残年，一个前途未卜，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，是互有保留的欣赏 苏东坡和王安石最后的交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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