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黄章晋（媒体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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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关于可口可乐的介绍，是1980年的一期《世界之窗》。

那篇文章说，半个多世纪来，全球无数人试图模仿可口可乐，但都不成功。因为缺了几样含量特别低但又特别关键的成分。而可口可乐的配方平时锁在保险柜里，除了总经理，谁都不知道这个秘密。

这个故事，后来被各种报纸杂志转载。

第一次听到关于可口可乐的传说时，我还是个小学生。当时我甚至都没见过真正的汽水，但我已经给自己定下了远大理想——将来工作有钱了，我一定不惜代价买它几瓶，一个人躲着美美地喝个够。

我认为可口可乐应该是深玫瑰色的——它是我能想象的最高级的颜色。当时我们已经有冰棒了，但五分钱一根的冰棒多少算奢侈品，消夏解暑主要还是靠自制汽水。

所谓的自制汽水，就是加入了食用色素和糖精的凉白开，灌入各式各样的空瓶子。食用色素的源头是兵团的冰棒厂，总共只有两万人口的团场，团部的孩子一定能通过各种关系搞到浅红、浅蓝、浅黄的色素。下午第一堂课，每个书桌上都摆着一个带颜色水瓶，像是集体开了化学课。

如果凉白开里放的是白糖，当然要比糖精好得多。但要放很多白糖才有半片糖精的效果，只有家境特别好才用得起。

我喝到的最好的自制汽水，是一个家里是医院的同学调制的。他只允许每人尝一小口，等到所有人脸上都堆满羡慕，他才洋洋得意揭开谜底——他的汽水是放的葡萄糖。

1983年，我第一次喝到冰水。那还是因为我中暑，路上实在走不动，内心挣扎了几十分钟，还是决定向欲望投降——极不情愿地掏出七分钱，在一家国营冷饮室要了一杯冰水。

它其实就是加了香精的白糖水。但喝下第一口，突然感觉整个世界安静了，像是期待我发表意见。我无从表达它的美好，我愿意用整个世界来换第二口。它的美好值得我小口小口地喝，直到喝完最后一口时，冰水几乎都已经变成温水。

很快又出现了冰橘子水和真正的冰汽水。我几乎已经忘记可口可乐了，但偶尔还能从文摘类报纸上看到它。在我的认知里，它显然不属于饮料，它是遥远的平行世界中无法归类的东西。

可口可乐出现在我的世界，比我预计的要早。大概是在1985年，它让我有点措手不及。以至于每次路过，我都要告诫自己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

当时，市委隔壁一家商店的柜台货架上，它是唯一的易拉罐装饮料。单独摆在位置很高的一层货架上，看上去孤独、高贵而且遥不可及。
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只是围着可乐转了两年。经常看看它，就像当年的梅西看大力神杯。大概是读初三或高一的一个夏天，我突然决定要买一听可乐。

我一直以善于抵挡各种诱惑为傲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种抵抗诱惑的能力叫延迟满足。譬如，我工作后每月工资差不多一百，但无论天气多热，我都不会去买0.25元一瓶的橘子水。

但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有什么奖励自己的理由了。总之，它既像是纯粹的冲动，又像是蓄谋已久的举动。

当时，我老练地从口袋里掏出被汗渍浸透的五元人民币，接过服务员递过来的可乐，在手里平静地掂了掂。它被烈日晒得滚烫，分量、颜色和光滑的质感，都跟我想象的地道美国货一样。

我甚至连看都没多看一眼，像喝过一万瓶可乐的老江湖一样，随手把可乐揣进肥大的军裤口袋，跨上车，脚下一蹬，绝尘而去，把几个目瞪口呆的笨学生丢在身后。

直接把可乐带回家，显然没法跟家里交代。所以我选了路上一家常去的苍蝇馆子，它安静、人少，适合用来见证奇迹。一碗滚烫的米粉端上桌后，我才从口袋里掏出那听可乐。

桌面很小，脏得看不清油漆的底色。桌子上的可口可乐红得格外耀眼，纯正、骄傲，犹如停在贫民窟的法拉利。周围的人停止了呼吸，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。

我双手握住滚烫的可乐，左手缓缓移动，食指轻轻勾住拉环，身体微微前倾，以免错过第一缕传说中可口可乐的芬芳。

“啪”的一声。我的眼睛睁不开了，满头满脸炸得都是热乎乎黏稠的液体。睁开眼，发现棕褐色的液体流淌得满桌都是。我恨不得长出二十个手指去镇压。等混乱局面结束，手里的可乐只剩下半瓶。

我内心平静如水，满怀毁灭地球的愤怒，镇定地站起身来，在水龙头前洗掉身上黏黏的糖浆。又向店家讨到几张新中国第一代餐巾纸，把瓶子周身都擦得干干净净，重新端坐下来。

我小心翼翼地拿起这半瓶可乐，脑子里突然冒出鲁迅在《药》里的一个句子——“十世单传的婴儿。”

很多时候，我们经历了一连串的意外，其实是命运用来反衬后面美好奖赏的铺垫。

我当时就是这么安慰自己的。

然而，在那间昏暗的米粉店，我既没有等到后半场的奖赏，更没有见到奇迹，有的只有失望。如果让我来书写历史，在我看来，我第一次喝到可乐的失望，绝对可以排进人类失望史的TOP10。

2023.4.22

供图/黄章晋